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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第一贴《平复帖》，故宫博物院现真容，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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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一件事情轰动了中国文化界，也令民国四大公子之一的张伯驹痛心不已。而如其他三位公子溥侗、张学良、袁克文不同的是，虽然都是巨富之家，更是官宦世家，他更喜欢收藏。

自己的父亲张镇芳作为清末是风云人物，更是参与了袁项城、张和恢复帝制，曾经代替袁项城出任代理直隶总督，也是最后一任直隶总督，而即便是在张和辫子军恢复帝制失败后，其出狱之后也成为了北方银行董事长，后又担任为盐业银行董事长，作为其过继的儿子张伯驹可谓是备受宠爱，雄厚的家族背景，财力资源也为张伯驹的收藏爱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也就是在这一年，一件《夜照白图》被当时与张大千齐名的溥儒，以1万大洋的价格出售到了日本人手中。而作为唐朝韩干的代表作，这幅画上除了其本身的夜照汗血宝马乃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御马写照以外，在其画上更有着诸多后世名家的题跋，这里面更是包括了南唐后主李煜、张彦远、宋朝米芾等人，无一不是名家大师，也为我们研究作者年代的历史文化提供了详实的一手资料。

但是如今却归为日本之手，而张伯驹作为收藏家，自然是不能容忍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而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他又探听到了新的消息，“中华第一贴”晋陆机《平复帖》，他也要出售。作为一个仅有80字，不过手掌大小的帖子，又是什么让他有着如此的价值，堪称“中华第一贴”呢？

它乃是西晋陆机写给朋友的信件，言语之中透露着浓情，而更是体现着我国书法的演进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从隶书到草书、从章草到今草。可谓是当之无愧的国宝。

面对这样的情景，这样的时局，日本人日渐猖獗，张伯驹自然是决意不能够让这样一件国宝，再度外流。

于是他便请了当时的古斋老板向溥儒表明来意，愿意收购此贴。而溥儒则开口为20万大洋，而这20万大洋在20世纪三十年代的民国，一个工薪阶层，一家四口，温饱只要5块大洋，而一辆二手的福特汽车也不过50大洋，可想而知，这意味着什么？

即便是出身世家的张伯驹也断然是拿不出这些钱资。无奈之下只得作罢，第二次，张伯驹又请出了南派画家代表张大千，代为出面，想着以6万大洋收购，但溥儒仍不做让步，坚持要价20万，诚然我们并不否认《平复帖》的价值，但20万无疑对于当时的张伯驹而言，俨然如天文数字。

而文人对于作品的喜爱，也决然不是价值所能衡量的。1938年1月28日，一个及其偶然的机会让张伯驹在去往北平的路上碰见了傅增湘，作为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他向其透露了一个消息，也让溥儒能够心甘情愿的以低价将《平复帖》卖给了张伯驹。

原理是，其夫人去世，当时溥儒办丧事急需用款，而又囊中羞涩，而张伯驹也不是小气之人（当然也是建立在有钱的基础之上），向溥儒出借一万大洋，而第二天，溥儒便以四万大洋将《平复帖》出售给了张伯驹。

而未果的日本人自然是不能善罢甘休，在向张伯驹出价20万求购不得后，便在1941年6月6日，来了一出绑架大戏。而绑匪更是提出索要300万元作为赎金，当时张伯驹的妻子潘素也便找到了张伯驹的把兄弟，时任财务总长的兼任周佛海的机要秘书的孙耀东，在其调查后76号也浮出水面。而也正是藉由其关系，76号才将张伯驹“转手”他人，更为好笑的是，绑匪还允许其妻子探望。而经过长达8个多月的讨价还价，张伯驹的价格也从300万到了40万，就算是在这种境遇之下，张伯驹都嘱咐潘素，断然不能动家中字画，尤其是《平复帖》。

而在张伯驹被释放后，立刻回到北平，而后在身体痊愈后，也趁机将《平复帖》等字画缝入衣服被子，逃往西安，也由此才将这本“中华第一贴”带出了当时的日本侵略下的北平。

而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也将《平复帖》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也让我们能够得以在故宫博物院，亲眼所见国宝真容。至于张伯驹，嘉奖的20万元都没有要，倒是要了一纸褒奖令，乃是当时的文化部长沈雁冰（矛盾先生）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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